民建聯主席 李慧琼
2021年2月9日
歷史告訴我們，一個文明、國家或城市的輝煌不會終生不變，如果因為過去的成功而固步自封，必然走向衰落。當代的一個典型例子是美國的底特律市，上世紀50年代汽車製造產業興盛，被稱為汽車城，卻因為未能適應世界汽車工業發展的變化，以及處理好本身的社會問題而走向衰落，人口在1950年達到最高峰185萬人，到2010年曾大幅下降至71萬人，2013年市政府甚至因為負債而申請破產保護。
一國兩制面對挑戰
回歸以來，一國兩制在香港取得很大的成功，但也面對很多政治和社會經濟的挑戰。在社會經濟方面，產業結構不平衡、土地房屋資源緊缺、貧富差異擴大，以及社會向上流動機會減少等問題越來越尖銳。
目前香港的四大支柱行業，亦即金融服務、旅遊、貿易及物流、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約佔本地生產總值（GDP）60%，形成獨大格局。在2019年，製造業佔本港GDP少於1%，反觀連同香港而被稱為「亞洲四小龍」的台灣、南韓和新加坡，製造業佔 GDP的比例分別是 30%、25%及 20%。2017 年，研發開支僅佔香港 GDP 的 0.8%，遠低於大部分發達經濟體，例如新加坡為 1.94%；南韓為 4.55%；日本為 3.26%；美國為 2.82%；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平均為 2.4%。
根據港大鄧希煒教授的觀察，1996-2016年，四大支柱行業之中，只有金融業工資有持續理想的增長。其他三大支柱行業的工資中位數和增速表現，全部遜色得多，有時甚至錄得負增長。同時，就業市場日趨兩極化，高收入和低收入職位佔比均見增加，反而中等收入職位逐漸減少，包括行政人員、生產工人和專業銷售人員。2000 至 2020年，香港人均 GDP 增幅高達 89%，但同期家庭入息中位數增幅則僅得 63%，而居於私人樓宇 4 人家庭的住屋開支卻激增 306%，食品格價的漲幅超過 80%。相比之下，同期新加坡的家庭入息中位數則大增 90%，而平均房屋和食品價格則分別只上升 52% 和 1.2%。
這種產業結構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導致香港社會的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堅尼系數從1980 年的 0.45，升到2016 年的 0.54。實際上，基層和相當部分的中產市民難以分享香港經濟發展的紅利。
在政治方面，香港社會也備受內耗所困，「議而不決、決而不行」成為常態。在立法會拉布最嚴重的時候，一條《2014年撥款條例草案》要在立法會大會上審議接近149小時；在15-16年度立法會點算法定人數超過600次，耗用超過115小時。與此相伴隨的是社會發展規劃緩慢。啟德發展計劃早在1993年提出，西九文娛藝術區項目則在1998年提出，目前它們仍在進行中。新界東北發展早在1998年被納入政府的全港發展策略檢討，到2019年立法會才通過古洞北及粉嶺北新發展區前期和第一期工程等撥款。另外，特區政府行政與管治效能與社會期望出現落差，政府工程項目昂貴、延誤、超支的問題也越來越突出，引起社會極大關注。
更嚴重的是，回歸以來，香港社會上偏離一國兩制的錯誤思想不斷滋生，一些亂象也未能得到及時糾正。最突出的一點是只講香港的「高度自治」，排斥中央的憲制權力，不重视或甚少掌握「一國」原則。一些所謂「有識之士」越走偏激，甚至鼓吹「違法達義」的歪理。從「違法佔中」到修例風波，分離主義和違法暴力不斷惡化，甚至出現本土恐怖活動跡象，可謂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嚴重危及一國兩制，直到港區國安法制定實施，形勢才扭轉過來。然而，香港元氣未復，又受疫情重創，政府抗疫工作暴露出不足，其應變決斷、統籌執行各方面都有提高空間，同時經濟民生厄困，失業率創近16年新高，去年經濟收縮更是有紀錄以來最嚴重。如何有效防控疫情，重啟經濟，成為政府管治的一大挑戰。
外部環境丕變
香港是一個國際化都市，從來都易受外部環境影響。近年世界政治經濟形勢發生了深刻變化，經濟全球化導致產業分工轉移，造成很多國家內部的經濟利益分化，資本、跨國企業與技術精英在全球化中獲得巨大利益，但大量當地產業工人卻可能失去工作或減少收入，引發不滿。與全球化相伴的反全球化、排外、反精英的情緒不斷高漲，為保護主義、民粹主義的政治勢力崛起提供了土壤。歐美一些另類政治團體和人物進入主流，甚至通過選舉執政，如高舉「美國優先」的特朗普。在香港，近年的「排內」、「反大陸化」情緒在相當程度上也是這個趨勢的表現。與此同時，網絡社交媒體興起，非但未能促進共議共識，反而固化甚至加劇社會分化，令西方的精英民主體制陷入危機。美國匿名者Q網絡群體的發展以及最近的國會暴動，可謂這個危機的最生動展現。
另一方面，中國堅持改革開放，在全球化中高速發展。作為受益者，本來就容易成為敵視對象，而中國成功所依賴的社會制度模式，也被西方視為威脅它們主導的價值觀、國際秩序和利益分配。過去一年，全球各國應對疫情，中國以驚人的社會組織和動員取得成功，但西方各國卻一直左支右絀，這種差異進一步加深了它們對所謂「威脅」的感受。當前，在美國無論黨派階層，一個共識已基本形成，就是要壓制中國，阻止各種軟硬實力被超越，以維持唯我獨大、獨尊、獨優的世界霸主地位。於是我們看到各種經濟封殺、政治抹黑（如人權問題、病毒溯源等）。西方別有用心政客當然也不會放過利用香港、台灣、西藏、新疆等問題的機會，干擾中國，於是他們力撐亂港政客，支持黑暴，終止香港特殊地位，制裁香港官員。
可以說，回歸以來香港社會發展所一直享有的相對穩定的外部政經環境已經發生根本改變。我們看一國兩制的面對的挑戰，思考香港為何要變革、如何變革，不能離開這個大變局：國家的安全穩定和發展，是香港前途的最大依靠，我們必須將國家命運和香港命運連結起來。
思考變革方向
對任何社會來說，安全穩定是一切的前提。沒有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人民就沒有生存和發展的權利，其他政治自由和權利也變為空談。2019年修例風波為我們提供了切身示例，當各種非法暴力肆虐，不同意見的市民被私了，商鋪被「裝修」，議員受傷，受恐嚇，何來言論自由、經濟權利以至生存權？我們必須認識到，只有國家安全，「一國兩制」才能生存和發展，「港人治港」才有更大空間；只有社會穩定有序，市民才能安居樂業，真正享有各種權利和自由。
我們必須從回歸以來的政治紛爭中吸取教訓：中央的全面管治權和特區的高度自治是一國兩制的兩個基本元素，缺一不可。我們不能將兩者對立起來，排斥中央的全面管治權，否則一國兩制不可能存在，高度自治也無從談起。港區國安法的制定和實施充分證明，中央行使全面管治權，能夠幫助香港社會擺脫困難危機，重回正軌，確保一國兩制準確落實。可以說，中央的全面管治權是特區高度自治的最根本保障。
人類探索社會制度的發展改善，從來沒有一個「歷史的終結」階段。中國的發展打破了西方社會制度與價值的論述框架，而抗疫的成功也再次證明，政治體制的優劣歸根到底取決於管治效能。只有強而高效的管治，才能應對重大社會危機，並在全球化競爭中發揮領導、統籌和規劃作用，切實解決社會問題，增進人民福祉。
市場並非萬能，政府在社會經濟發展中有不可推卸的角色，必須積極有為。特區政府需要發揮籌劃和促進作用，支持產業發展轉型，激活社會流動性，有效解決土地房屋、貧富差異等問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必須看到，在社會經濟發展中，政府的一個重要工作是收窄不同階層界別的利益分歧，讓不同階層和背景的市民都能夠公平分享發展的紅利。只有這樣，社會才有穩定持續的向前動力，一國兩制才能行穩致遠。
作為愛國愛港政黨，民建聯也必須自我變革，從過去的工作中總結經驗教訓。我們必須以一國兩制的長遠成功為任，在過去以選舉和地區工作為重點的參政議政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更全面參與政府管治，包括加強政策倡議，為政府輸送管治人才，以更好地發揮協助特區政府改善施政的作用。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中國古老的政治思想已經有一種「舊邦新命」的變革精神，強調順天應人、與時並進。今天，我們在香港也必須秉持這種變革精神，積極面對困難和挑戰，確保一國兩制不變形不走樣，徹底擺脫政治亂局的困擾，將香港建成穩定、繁榮和公平的社會，讓經濟蓬勃發展，充滿創新和活力，讓每個市民都能夠安居樂業，共享美好生活。